佐藤夫人的孩子今年6岁，开始上小学了。结婚之前她在NEC的文职岗位工作，30岁时跟在同一个公司的同事结婚。婚后佐藤夫人辞去了工作成为全职主妇，最近她重新找了份便利店的零工，时薪900日元（约合56元人民币），这笔收入可以作为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可以支付孩子学校以外的教育费用。

　　从一个白领变为零工主妇，佐藤夫人的经历是大多数日本女性职业轨迹的代表。婚后辞职、孕后辞职至今在日本社会仍是主流趋势。当世界上大多数劳动年龄女性在工作中摩拳擦掌期待职场上升时，日本的女孩子们则甘于相夫教子。即便政府近两年大手一挥，鼓励女性重返职场，却没有一呼百应。因为现实并没有给主妇回归的机会。

　　无法在家庭中缺席

　　佐藤夫人为什么要等到孩子上小学才能重新工作？首先，像中国家庭由隔代带孩子的模式日本并不常见。日本历史上“家制度”是明治政府的发明，家的伦理从属于国家伦理。例如，当家庭成员犯罪，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家长可能出于保护拒绝把嫌疑人交给警察；而日本家长可能会主动把人交给宪兵。家庭中亲缘感情的维系相对淡薄，现代家庭中，子女婚后独立生活，父辈晚年有养老机构照护。所以在日本街头看到一位女性带着两个或者三个孩子走在路上很正常，但几乎看不到老人带孩子。

　　家庭内部没有人能代替主妇职责，借助外力呢？

　　关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促进女性活跃方面，2015年日本修正特殊区域法案将合法雇用外籍家庭佣工的区域划定为神奈川县、大阪、东京，未来将推广至全日本。但目前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攻读性别研究专业博士的李亚姣说，日本学术界中的女权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了“促进女性活跃”中引进外籍家政工人才对于尚处于法律边缘的家政工、低收入妇女群体可能造成的不利。它妨碍了家务劳动中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参与，活动者呼吁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同时要求日本签署国际劳动组织于2011年通过的《家政工体面劳动公约》以保护劳工权益。

　　如果将孩子交给托管机构，公立的保育院供不应求，想入园排号都排不到。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2月，日本全国的“隐形待机儿童”共有59383人，这个数字是2015年的2.6倍。去年一位妈妈由于孩子入园落选，导致她没办法工作，于是忍不住在facebook上发文：政府有钱给议员高工资，议员却在偷情、受贿；为了开奥运会可以投那么多亿，却没钱增建园？日本少子化再不改善，日本就去死吧！其实，除了公立保育院，社会上还有私立的育儿园。那里会教授幼儿课程，但高昂的人工服务价格至少要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才能负担。

　　在日语中“主婦”（しゅふ）是“家庭的女主人”的意思。但在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进展过程中，发生了主妇的大众化现象。家庭中的主妇失去了可以支配的佣人，家务落在了她们的肩上，于是主妇就成了家庭内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员。加之传统文化中对母职的主要定义就是生育后代。日本女性研究者山下悦子在她的《日本女性解放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日本式的女权主义思想中绵绵不绝地流传着母性主义的传统而否定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