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的身份不吝于一顶华丽的帽子，带上它身价百倍，令学者与高校趋之若鹜。它所蕴含的意义，除了对学术精英的肯定外，围绕在其背后的各种资源才是这场“帽子大战”中的真实原因。

　　1月5日，教育部发布了2017年长江学者公示名单，共有463名建议人选，其中特聘教授148名，讲座教授51名，青年学者264人。

　　每一次长江学者名单的公示，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并成为评判高校兴衰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尺。高校也会关起门来，将各家带着长江学者头衔的人才细数一番，悄悄与“左邻右舍”进行数字对比。

　　不仅是长江学者，各类人才计划已经嵌入到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对学术劳动力市场进行着分割。日趋白热化的人才竞争，将长江学者们的身价不断抬涨，引得后来者争做时代“俊杰”。

　　升涨的身价

　　1998年8月，教育部与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投入专项资金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最开始在设立奖励计划时，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两类，2015年增设青年学者项目，但我们平时所说的长江学者，主要指特聘教授。”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介绍。

　　高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者可通过自荐、专家推荐、驻外使领馆推荐等方式应聘。长江学者计划海外通讯评审专家许国昌教授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评审过程中，“一般会考量所在高校实力、申请个人学术成果，个人的职务，以及所在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2011年，教育部调整实施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并延续至今。新计划由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支持，继续实施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项目。

　　调整后的计划加大了奖励的力度。其中特聘教授每年150名，聘期为5年，每年20万元奖金；讲座教授聘期为3年，享受每月3万元奖金，按实际工作时间支付。

　　除了国家财政资金支持，高校作为“引凤凰”的梧桐树，对长江学者这类高层次人才给出诸多配套奖励承诺，人才引进的成本也在逐年升高。

　　去年年初，800万房补、100万年薪，出现在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里；南开大学则在诚聘英才的公告中承诺，税前65—120万不等的年薪，60—300万不等的安家费，理工科最高800万的科研启动费，高额年薪、解决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字眼，纷纷出现在高校人才招聘公告中。

　　“长江学者身份对实验室配套设施建设、团队建设，科研条件改善，包括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有一定的帮助。”200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梁作堂表示，在研究生招生指标、“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投入上学校也有优惠政策。

　　从学校层面来看，高校对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执着，源于这些“人才计划”指标在高校招生、排名、学科评估、经费支持和项目申请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梁作堂认为，长江学者身份的价值，在于能够增加同行和管理者对学者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在招收培养研究生、申请项目等方面获得叠加的帮助。

　　这种标签，俨然已成为学术江湖中一种身份的象征，蕴含着诸多或显或隐的价值。

　　高身价与学术劳动力市场

　　在长江学者光环的背后，是中国高校日益活跃的学术劳动力市场。“长江学者计划”发挥着精英激励的效应，同时也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内部调节机制的重要一环。

　　不同于单位制时代僵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市场不断吸纳。在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君看来，这种市场化调节机制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并且具有必要性，它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条件。“在西方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嵌入，进一步构建起了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人事处老师认为，要真正理解“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发挥的效用，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90年代，高校的工资结构较为简单，教师收入水平低，相互间差距小，像是吃大锅饭，不利于激励及吸引优秀人才从教。这种人才计划没有把优劳优酬体现出来，起到调动学者积极性的作用。”

　　这一点也得到了马君的认同，“长江学者计划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机制。国家的发展需要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长江学者计划意义重大。同时，也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的作用。”

　　除了激励的作用外，长江学者一类的头衔还有着信号传导的功能。马君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结束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直截了当地问他：“何为人才？如何得到人才？”马君分析，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帽子”能够起到简化人才识别的作用，“长江学者就是那个起到信号传递作用的标签。”

　　他认为，在外人看来，学者应当是象牙塔中的悬浮一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作为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他们不得不通过头衔标识自我的能力与价值。

　　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告诉记者，区别于高校中传统的“中级——副高——正高”职称分类体系，人才计划是对高校学者进行分类的另一种形式。“长江学者是国家层面给出的权威评定，并由此获得普遍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