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国企改革后，央企高管薪酬成为首个被挑明的改革突破口。

　　近日，有媒体报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文件，其中强调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经济导报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央企高管薪酬确实相差巨大，以上市央企为例，其2013年拿到最高薪酬的新华保险董事长康典与最低薪酬的成飞集团董事长（已离任）程福波之间就相差了597万元。

　　“央企薪酬的改革对解决社会公平性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28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杨春刚对导报记者表示，央企薪酬改革只是国企改革的一部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地方国企薪酬改革也将步入深水区。”

　　导报记者通过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发现，目前A股537家地方国企背景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也的确出现了不均衡现象。其中山东晨鸣纸业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洪国2013年薪酬高达500万元，而福建高速董事长黄祥谈拿到的薪酬仅为6000元。

　　“一把手”薪酬晨鸣居首

　　统计显示，A股市场共有537家公司为地方性国有企业，这些公司不同于央企，其背后实际控制人多为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高校或者地方政府财政部门。

　　537家公司中，共有302家公司披露了2013年董事长薪酬情况，471家披露了总经理薪酬。其中，董事长平均薪酬为68.08万元，总经理平均薪酬为69.7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地方国企中拿到百万以上高薪的管理层人数并不多，如董事长薪酬在100万元以上的公司仅为47家，总经理薪酬超过百万元的为65家，占比分别为15.56%和13.8%。

　　不过，即便如此，也难掩上市国企之间薪酬差距较大的问题。如在2013年，就有5家地方国企的“一把手”拿到300万元以上的高薪，其分别为拿到500万元的晨鸣纸业董事长陈洪国、412.2万元的欧亚集团董事长曹和平、366.4万元的伊利股份董事长潘刚、354.95万元的浙江东方董事长高康、321.29万元的华泰证券董事长吴万善。

　　与之相比，22家公司的董事长则显得“囊中羞涩”，这些“一把手”在2013年拿到的年薪均低于10万元，佛慈制药、红阳能源、秦岭水泥、福建高速4家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甚至低于2万元，其中福建高速董事长黄祥谈薪酬最低，仅为6000元。

　　另外，上市国企对总经理级别的高管给出的薪酬也相差巨大，如方正证券总裁何其聪2013年拿到的薪酬高达382.85万元，华发股份更是有包括总裁李广宁在内的6位高管拿到了240万元以上的年薪。当然，也有红阳能源、建峰化工等仅能拿到数万元年薪的高管存在，其中红阳能源总裁霍向阳年薪仅为1.8万元。

　　薪酬与业绩难相应

　　导报记者统计发现，虽然晨鸣纸业位居董事长薪酬第一位置，但山东上市国企的高管薪酬总体水平并不高。2013年共有21家公司公布董事长薪酬，人均达到73.26万元。其中，16位“一把手”的薪酬在90万元至20万元之间，华鲁恒升、兖州煤业、浪潮信息的董事长薪酬均低于10万元，分别为8.28万元、7.93万元及4.33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公司的高管薪酬并未显示出与公司业绩挂钩的迹象，如亚星化学曾持续多年亏损，更是在2013年最后一天才依靠巨额财政补贴得以“保壳”，然而公司原董事长李白贤在当年还是拿到了45.36万元的高薪。

　　“这种企业经营不善管理层却依然能够拿高薪的情况，在上市国企中经常见到。”杨春刚对导报记者表示。如招商轮船去年亏损21.84亿元，其副董事长黄少杰的年薪却高达124万元；酒鬼酒2013年亏损3668万元，其董事长赵公微的年薪为91.24万元等。

　　另外，部分上市公司还存在净利润大幅下滑，高管薪酬依然居高不下等情况。如宝钢股份是央企宝钢集团旗下的一家A股上市公司，该公司在2013年实现净利润58.18亿元，较2012年的103.86亿元同比下滑43.98%，然而包括公司代理董事长戴志浩、副总经理李永祥等8位高管的2013年薪酬却仍然达到100万元以上。

　　更令人奇怪的是，就算业绩水平相当的国企，其对高管给予的薪酬也相差较大。如长城开发2013年的净利润是2.3亿元，董事长谭文鋕的年薪是365.63万元；宝信软件2013年的净利润为2.9亿元，董事长王力的年薪为93.9万元。两者相差274.73万元。

　　“官商”身份应分清

　　杨春刚对导报记者表示，上述情况都在表明，国企薪酬缺乏制度性的管理，企业管理人“官、商”身份不清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实际上，作为国企高管，一方面可以身具行政级别，任职上主要由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而并非市场化的选聘。另一方面，作为商人和企业经营者，国企高管们所享受的往往又是市场逻辑之下的市场化高额薪酬。这种凭借亦官亦商身份既能“两头通吃”又能“两头避险”的职业待遇，已多次被指不合理。

　　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对导报记者表示，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具有各种行政资源优势和自然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获得的职业回报往往远超其劳动付出，已经成为了化公共资源为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资源的特殊群体。

　　而为此，中国曾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一轮国企改革，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国企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董事会制度等，分清国企管理者的身份。但时至今日，国企中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及董事会制度都难觅其踪。

　　“直到今年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思路，国企改革才又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杨春刚表示，此次对央企负责人薪酬的动作，有望很快扩至整个国有企业，实现对国企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的逐步规范。

　　杨春刚表示，经过改革，今后国企管理或将改为相关部委向国企派驻出资人代表，再通过市场化选聘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按照完善的薪酬制度，获得与付出相一致的回报。“在这一模式下，也许会有更多的央企委派管理人，自动放弃‘官员’的身份待遇，投身市场，成为真正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