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张亚玲带着八岁的女儿回到北京，像这样一家三口相聚的时光一年也就数得上的几次。

　　作为法国爱可视公司亚洲总监及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张亚玲和女儿常住深圳，先生在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虽然聚少离多，但张亚玲已经非常知足。

　　1990年，张亚玲跟随先生去法国定居，从普通的交流都困难，到融入到法国社会，直到成为法国高科技企业的高管，这一步步看似很顺利，张亚玲却经历了外人体察不到的艰辛。

　　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加大了事业的砝码，失去家庭的平衡时，张亚玲得到的是丈夫全力的支持。

　　这个擅于“平衡术”的女人在被问到自己的秘诀时，她浅浅地一笑：“无外乎舍得付出，这也意味着我比一般的女人要累。”

　　因为在张亚玲的心里，她不想做“非正常”女人。

　　从零开始　1000封求职信

　　张亚玲1963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懂事起，她就记得家里常常吃不上饭。后来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都下放到天津农村。看到姐姐初中毕业就下了乡，刚刚八岁的张亚玲经常坐在乡间的田岗上，为自己的未来犯愁。

　　高考恢复后，1981年张亚玲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此后的日子，张亚玲顺利的毕业、留校，还做上了法律顾问，那时她赚的工资已经是一般人的六七倍。

　　25岁那年，张亚玲嫁给了一位研究物理的年轻科学家。1990年，她随同先生一起去了法国，自此她的人生轨迹出现了大逆转。

　　“大家都认为出国是条好出路，事实上对我来说出国却意味着没有了路。”张亚玲就像进入了一个黑洞，看不见哪里是希望，“突然觉得自己连孩子都不如，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困难中，人不能暴躁，否则就会失去能量。”张亚玲从读服装设计着手，同时学习语言，不断汲取着营养，再图发展。

　　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一个外国人要找一份工作实在太难了。每发出100封信，最多只有十分之一会有回复，接着再一家一家的去面试。

　　有些公司在郊区很远的地方，张亚玲就大清早起床，乘大巴、搭火车，好不容易到了那家公司，可能发现根本不缺人或那份工作不适合，等再回到家时天早已经黑了。

　　一次次都石沉大海。张亚玲的先生看不下去了，劝她算了，但她就是不愿意退回到家里，仅仅做一个家庭主妇。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张亚玲大概总共发出了1000封求职信。

　　中国方式　亚洲市场“终结者”

　　长期的坚持不懈终于得到了回报。张亚玲进入了爱可视，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移动数码产品的公司。张亚玲有两条择业标准：科技公司，和中国有关系。这两条爱可视都符合。

　　从小崇尚科学的张亚玲很快找到了感觉，法律背景让她如虎添翼。她是爱可视全球十位高管中惟一的女性。影星成龙说过一句话：“别人尊重你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一样，而是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张亚玲很认同这一点，因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持，反而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在公司里，张亚玲是有名的“很中国”的女人。在法国那个浪漫的国度里，同事间开些性玩笑是很正常的事情。出身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亚玲却有着那个年代深深的烙印，严谨的她一旦出现，同事们就会赶紧打住。

　　她的工作方式也很“中国”。在法国有很多的假期，张亚玲却很少放假。她说自己宁可累死，也要让公司其他员工无话可说。

　　有一段时间，张亚玲掌管着全亚洲的资源采购，很多供应商找到她，想通过各种方式赢得订单。张亚玲就会和这些供应商说：如果你给我提成，说明你卖给我们的价钱贵了，你必须降价。渐渐的，没有人敢“买通”她。

　　张亚玲果断的个性也让她成为一个“终结者”。但凡在亚洲有啃不下的硬骨头，公司就会派张亚玲去谈，如果最终在价钱或合作上没有谈下来，公司就会终止这项计划。

　　婚姻要“先舍后得”

　　在事业和家庭中不能变幻角色，或者某个角色的缺失，这是现代很多知识女性婚姻不幸福的关键。张亚玲早在大学读书时，就对婚姻有着深刻的见解。

　　在费孝通写的《生育制度》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相遇的时候就像是在一条起跑线上，之后女人为了让男人跑得更快，把所有的包袱都拿来自己背着，让男人轻装上阵，渐渐的男人越走越远，女人喊他，他听不见。这一对夫妻在精神上已经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