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到北京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梦到过自己毕业后的生活：穿着一尘不染的皮鞋，雪白的衬衣，背着真皮的电脑包，在下班的公交或者地铁上，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开始无纸化办公。晚上回去约上一个美女，一起去格调高雅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到窗明几净的西餐厅去动动刀叉。这也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时尚连续剧中千篇一律的场景，我固执地相信毕业后我就是那拥有白领子中的一员。

　　6月底，我背着铺盖卷，拖着大箱子来到北京。上了一辆轰隆作响的公交车，售票员非让我再买一张行李票。我把行李放在腿上，诚挚地说：“大妈，这不用买了吧？”

　　那个脸上抹了一层白粉，看不出年纪的售票员脸部肌肉被我“大妈”的称呼刺激得有点儿抽搐，愤怒地说：“你就是顶在头上，也要照样掏钱。外来民工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我乖乖地交了钱，却为“民工”这个称呼伤感了半天。虽然我衣服脏点儿，皮肤黑点儿，但至少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和民工不是一个档次吧！

　　现实在眷顾了我的工作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摧残我的梦想。至今，我还穿着在学校踢球时的破球鞋，套着没有领子的文化衫。原本以为住在中关村，电脑也会相应地听话一些，但是破电脑开机时还是比战斗机响，待机时比拖拉机响。

　　每天坐公交车从西往东穿过北京城，天安门是必经之地，对于我这个从小受的胎教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孩子来说，每次经过却没有丁点儿时间下车来感受一些革命气息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一天，我下定决心拼着迟到扣工资的危险也要去天安门走一走，却发现自己坐的公交车不在天安门停。

　　我住的小区电梯夜里12点停运，可刚在网站工作的我，有一段时期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4点。那段时间，我不仅从来没有看到过日出，还要在凌晨4点爬17层的楼才能到家。对处于浑浑噩噩中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事。

　　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没有加班的周末是最难熬的日子。有一个不是很热的星期天，我蹲在马路上看来来往往的宝马奔驰，还有那些从豪华跑车上走下的时尚性感女子。当城管过来赶乞丐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站起了身，跳上一辆即将开动的公交车。

　　正在拥挤的车厢里左顾右盼时，我忽然看到一只罪恶的手正伸向身边一位女士的小坤包。我一个箭步挤过去，踩了那女士一脚。那女士“哎呀”一声，然后转身用高跟鞋在我脚上还了一下，并且还转了半圈。

　　我忍。那女士用腻死人的声音说：“你怎么搞的？没长眼睛呀？你们这些外地人真没有素质。”

　　我本来想说：“几十万年前咱们都是一样的类人猿，素质都一样。”但是我不说话，还忍。那只罪恶的手终于收回去了。正当我觉得自己受委屈值得的时候，那只罪恶的手一拳打过来，“踩了我老婆，还不认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冲动了起来，不过不是去打架，而是跳下了公交车。临走前妈妈交代我，去大城市不能跟别人打架，外面跟村里不一样。

　　来北京，我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和地铁。地铁里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地听歌。我找不到一个犹如全智贤一样漂亮的醉酒姑娘。坐了几个月的地铁，盼望着能见一个全智贤一般美丽或者稍微差一些的醉酒美女，然后把她背回家。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醉酒的老头儿。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经常傻傻地站在公交站牌旁，考虑下一站的方向在哪里。也许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就像如今从西城到东城上班的距离，横贯北京，东西相望。